论中国古代的腐败与反腐败

论中国古代的腐败与反腐败

张师伟  孙惠婷

自有文字以来，中国的历史都记载下了贪污腐败的劣迹，正如著名学者王亚南所说；“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黄，但从另一角度去看则是一部贪污史！”[1](P7)，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是剥削阶级统治下贪官污吏的真实写照，然而历代统治者为维护政权，又把贪污腐败犯罪视为动摇其政权的大敌，因而惩治腐败的种种措施常见于历史典籍之中。

一、 腐败是我国古代社会普遍的历史现象

（一）、皇帝的私欲纵横，恣意挥霍。皇帝是中国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官僚集团的总代表，但他们往往不能以身作则，以国产为私产、公私不分、胡乱浪费，满足私欲、追求奢华享受。如汉灵帝在位时每叹桓帝不能兴家业，曾无私钱，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大量聚敛钱财，更造万金堂贮之。无独有偶，一千四百年后的明神宗也是爱钱胜过爱民的皇帝，他吸民之脊血，内库金银堆积如山！这两位皇帝的腐败行为最具代表性，然而历代君主又有哪位不是为一己私欲而大动干戈呢？就连以“节俭之君”美名流传后世的汉文帝、汉宣帝造霸陵、社陵的费用亦占了全国贡赋的三分之一。[2](P4)

（二）、各级官吏疯狂敛财、贪赃枉法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利用政治权利攫取经济利益，为其服务的各级官吏也同样要分一调羹。首先是中央官吏利用手中把持的政权，往往四方辐辏。一反面伸手向国家财政要，即利用国家财政支付官方工程项目、发放军饷、粮饷、赈灾济民之机，从中克扣，巧取牟利。如汉代的大司农田延年就曾利用国家出资雇百姓牛马之机，多报数目以骗取国家佣金。另一方面，向个人伸手，收取贿赂。高级官吏一般没有直接搜刮百姓的机会，但他们有更加便利的生财之道，如明代钱一本所言“以远臣为近臣府库，又合远近之臣为内阁府库。”(〈〈明史〉〉卷231〈〈钱一本传〉〉)。中央官吏利用朝见、考备、考选、考升等机会坐享下级的“供奉”，每封佳节，谢礼者更是络绎不绝。如北宋的宰相蔡京，利用宋徽宗的宠信厚敛钱财，他每年生日都大摆宴席，若有不敬礼或礼不厚者，事后他必寻机报复。他还大肆吞并土地，并借口“变法”推行各种为己聚材的项目，以致国家财政每况愈下，入不敷出。［３］ 其次地方各级官吏利用他们“天高皇帝远”的地理优势肆虐搜刮民财，强占勒索、横征暴敛、在国家征收赋税的过程中投机牟利。例如梁武帝时历任南谯、竟陵太守的大贪官鱼弘竟实行“四尽”政策，即“水中鱼鳖尽，山中兽鹿尽，田中米谷尽，村中民庶尽”其贪污之猖獗堪称一时之绝。（〈〈梁书〉〉卷28〈〈鱼弘传〉〉）

二、 我国古代反腐倡廉举措                          

随着历史的发展，历代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贪污腐败乃威胁其统治的大敌，因此为肃清腐败，修明内政，均采取了大胆的尝试，创造性的采取了各种措施。

（一）、创立严刑峻法、重典治吏。选择严刑峻法，针对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以暴治暴，从远古时期便在的我国治国思想中出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尤其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制订对官吏惩处的法律上看，都体现了以儆效尤的思想。根据《左传　昭公十四年》记载，在皋陶造律时便有“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惩为贼，《夏书》曰：‘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这便是惩治贪污腐败的最早法律，之后的朝代也纷纷制定拉法律典刑如秦王朝的《秦律》、汉的《汉律》、宋代的《大元通制》中的《职制》、清代的《大清律例》均从不同侧面规定拉对贪污腐败的惩处措施，逐步完善拉惩治腐败的法律典刑。其中明太祖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最具代表性，他亲自编制拉《大明律》并规定拉地方官贪污６０两以上的斩首示众并剥皮实草，对贪官实施极其严厉的惩处，之后他又编发拉《大诰》、《大诂续篇》、《大诰三篇》和《大诰武臣》作为《大明律》的补充，也是“法外之法”，这些无不让贪官望而生畏，产生拉极大的震慑作用。[4]

（二）、制度上的反腐败措施。 第一、 构建监察制度，加强廉政监督。我国古代的权力监督制度是以皇帝制度为核心，御使监察制度为主干，谏官制度和举报制度为补充的监督体系。 首先，皇帝制度作为一种监督手段主体是皇帝，监督的客体是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监督通过自上而下的层层节制的权力体系来完成。秦朝开始，中央政权内部就设置了与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并列的监察机关；汉武帝时创设拉专门针对地方官吏行使监察权的刺使，其职权为“周行郡国，省察治政，黜徙能否，断理冤狱”；明清时期随着君主制的极端强化，御使监察制度进一步完善，明代中央设督察院，清承明制的基础上增设六科给事中加大对各级官吏的监督。[5] （P160-170）其次，作为专门纠正皇帝行使权力的失当行为的谏官制度，只有在开明君主统治下才能发挥作用，但皇帝一般难以忍受谏官对他们的监督制约，而使此种监督手段往往形同虚设。再次，举报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采取的，鼓励天下臣民以多种方式检举告发各级官吏对皇帝不忠或言行不法的的制度，是对御使制度的补充。战国时期的商鞅就实行拉“告奸政策”；唐代的武则天专门设置了举报箱和意见箱功能的“方匣”，名为匦，并设匦院隶书中书省；宋太宗改匦院为鼓楼，“登闻鼓院制度”作为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允许臣民直接复屈的一种制度，既是诉讼的直诉形式之一，也是臣民监督官吏的一种有效手段。[6]（P167 P17）第二、厚禄养廉制度。历代统治者为满足官员的需要，防患未然，力图达到澄清吏治的目的，采取提高官吏俸禄的方法。例如北魏孝文帝颁定“俸禄制”、雍正实行“养廉银”，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拉腐败犯罪。第三、封赐制度。统治者往往采取树立廉吏，给予其特殊封号及奖赏的方式，为百官立范力求达到激励鞭策官员的目的。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包拯、海瑞死后，皇帝均又謚又彰，包拯赐謚“孝肃”追赠礼部尚书官号，海瑞为“忠丘”；清代的康熙也曾謚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与此相关联的还形成了不得奖廉惩贪为主的考课制度，如晋代实行“公廉”；唐代对流内官实行“四善二十七最”的考课；两宋则以“清谨”、“廉恪”为考课标准。[2] （P22 P23）第五、为防止官吏结党营私、徇私枉法，有些朝代还建立了回避制度、轮换制度和禁止官吏经商的制度，起到拉一定的预先防范作用。[8]

（三）、道德教化制度。法律上惩治腐败与道德教化，倡导廉洁是两种刚柔兼具的利器，聪明的统治者会将其把持在手中兼而用之。早在西周初期周公就提出了“明得慎罚”思想；孔子把“欲而不贪”作为从政的五种美德之一，强调官吏一要知廉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目格”认为官为士者讲廉耻就会规规矩矩，不阿上，不欺下，不枉法，不贪赃，促使社会风气淳化；二要道德践行，修身正己，孔子提出“修己以敬”认为只有修己才能“安人”“安百姓”；唐太宗有云“廉俭兴邦”；明代兼有“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的千古绝唱；清代康熙提出“治国莫要于惩贪”这些反腐倡廉的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定程度上鞭策了官员的言行，遏制了腐败的滋生，缓解了阶级矛盾和对抗。[9]（P45-47）

三、贪污腐败愈惩愈烈的原因

贪污腐败如蚁噬柱，侵蚀着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各个朝代初均狠抓反腐斗争―→王朝中叶后反腐斗争渐渐有名无实―→王朝末年贪污腐败猖獗，民不聊生，王朝覆灭―→“新”王朝初狠抓反贪斗争―→“新”王朝中叶……以此恶性循环！[8]（P13）是什么将历代王朝的命运禁锢于这走不出的轮回子中呢？综合分析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权集一身”的帝王统治必然导致腐败。首先，我国的封建统治是以帝王独裁为核心的　，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君臣是绝对的“主奴”关系，全部国家机构和官吏只是执行皇帝意志的工具，皇帝统治社会的出发点是如何使权位免受侵害，对各级官吏的要求首先是“忠君”其次才是“清廉”，因此皇帝对他眼中“忠臣”的贪赃枉法纵容包庇，甚至加以特权保护。如宋代的“大宽容政策”即对贪略不予追究，只求政治安定，以利于中央集权统治。其次，“人治”原则下，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皆出皇帝个人意志，颁布的诏令作为最新的理发标准，随意更改法律条文，使法律的客观性、公正性、稳定性、严肃性受到损害，沦为专制君主任意摆弄的工具。君权失控的状态下发生腐败是必然的。再次皇帝本身的品质、学识、能力、性格、年龄等各种因素及皇帝的表率作用都必然甚至决定当时政治的好坏。如果是贤明的帝王尚能制定一些比较适当的政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起用一些清廉正直之士；相反的昏君、暴君或幼君，便给官吏贪赃枉法提供可成之机。如明武宗荒诞，太监刘谨擅政；明世宗沉溺于道教，严嵩专权；清朝乾隆帝晚年迷恋声色，和珅受宠。[2] （P12-14）

（二）、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是腐败的根源。首先， 封建官僚的等级制度是腐败滋生的土壤。在此种制度框架内，皇帝处于权力的顶峰，他以个人意志将权力逐级分配，形成拉“金三角”式的等级制度。一方面，皇帝与各级官吏之间存在着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韩非云：“臣尽死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明史〉〉卷238〈〈韩一良传〉〉）君主“卖”爵禄予各级官吏，官僚们的权力、钱财甚至生命都掌握在君主手中，随时可能化为乌有，因此他们手中暂时拥有的权力就变成拉“聚宝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只要有机可乘，他们便会疯狂敛财，以备身后用。另一方面，各级官吏之间也有着不可逾越的政治隶属关系，属下的政治生命掌握在上司手中，因此他们不能不采取非正常的手段，使自己与上司在政治上的权力与利益紧密结合，以贿赂的手法调节政治关系，使官僚间相互勾结，相成大大小小的，相互保护的权力中心，通过这种方式打通关节，使自己的贪赃无人能弹劾，有罪不受罚。[10] 其次，行同虚设的监察机关纵容腐败蔓延。监察机关虽然是我国古代统治者为反腐败而专门设立的机构，但其设置的程序及其职权却受皇帝和权臣的制约，各级监察官吏的任免由行政部门掌握，从行政人员中挑选，监察与行政处于同一管理体系之中，身份上无本质的区别，致使监察官很难激浊扬清，纠正不法行为，甚至趋炎附势，与贪官同流合污，丧失司法的公正。

（三）、道德教化华而不实。历代圣贤君主，均在制度与法律之外努力建构一条道德的防线，企图通过道德的教化，使各级官吏追求高尚的情操而摒弃腐朽的思想“为政以德”。但事实上这样的理想没有制度与法律的保护，单靠儒家正统的为人做官的道德教育，结果只能形成两种巨大的反差。一边是少数清官的贫苦生活，另一边则是贪官污吏的奢侈享受。传统的吏治在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观念下采取“薄俸制”，厚禄养廉的制度也只是少数朝代的个别行为，在此情况下“俸禄少鬻，鬻不足及亲戚，亲戚益疏”成了清官生活的真实写照。正常途径下，官吏手中的俸银不足以养家糊口。如著名的明代清官海瑞，一生为人正直，生活贫苦。他的私章是用泥巴刻成，夏天睡一长破席，盖着夫人的旧裙，死后家中竟无钱买棺！在虚无崇高的道德理想和现实残酷的生活面前，在腐败成风的社会风气中，为官欲冰清玉洁又谈何容易？官员们往往抱着侥幸的心理而铤而走险，道德防线一旦崩溃，就如陷入泥沼不可自拔，而最终在贪欲的极度膨胀中走向腐败的深渊！[8]（P5-8）

综观中国历史，贪污腐败如王朝的孪生姐妹一样始终伴随着王朝的行程，在腐败与王朝命运的轮回中，历代统治者探索并建立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措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今天我们进入21世纪，总结古人反腐败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将今天的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走出轮回，无疑对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廉政建设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书目：

⑴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第1版

⑵杨敏之 《中国历代反贪全书》 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6年12月第1版

⑶、林吉、马长生、蔡当冰《反腐败犯罪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⑷陈平其《朱元璋反贪启示》。《湘湖论坛》2004第二期。

⑸、曾小华 《中国政治制度史话简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年4月第1版

⑹、安作璋 《历代君主治国方略》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年2月第1版。

⑺、闵琦 陈兆刚 《中国古代官制》 新华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

⑻、王春瑜 《中国反贪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年6月第1版。

⑼、李文生 《腐败防治论》北京检察出版社 2002年2月第1版。

⑽、刘泽华王茂和王兰仲《反思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央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