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败由来已久，《尚书》中康叔的诰令，“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可能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反腐法令。后来，历代都不断加强反对腐败的努力，积累下丰厚的反腐文化遗产，其中唐代的杜甫、白居易、柳宗元对腐败的认识耐人寻味。
 
　　杜甫认为腐败的责任在臣下，尤其是朝中的权贵，辜负皇恩，“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若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颤栗”。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酷现实，诗人悲愤莫名其，欲哭无泪，不由得“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莫名大悲愤又不由得转为巨大的恐惧。“一饭不曾忘君”的诗圣把误国负君的板子狠狠地打在腐败成性、腐败成风的达官贵人身上。
 
　　杜甫的这种态度跟稍后于他的韩愈“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见识类似。白居易虽跟韩愈同一个时代，看法则大不一样，他不客气地直接认为腐败的根子在至高无上的皇帝身上。在自拟的《策林》这组文章中，白居易片言警策，一语破的，“人庶之贫困者，由吏之纵欲也；官吏之纵欲者，由君上之不能节俭也”。
 
　　在白居易看来，皇帝腐败，不能节俭，理论上讲可不算大害，因为“天下之人亿兆也，君者一而已矣。以亿兆之人，奉其一君，则君之居处，虽极土木之工，殚金玉之饰；君之衣食，虽穷海陆之味，尽文采之华；君之耳目，虽慆郑卫之音，餍燕赵之色；君之心体，虽倦畋渔之乐，疲辙迹之游，犹未全扰于人，伤于物。何者？以至多奉至少故也”。
 
　　然而，实际上皇帝腐败却危害甚巨。危害甚巨不在皇帝本人的消耗上，而在皇帝对官吏队伍的示范作用上。即使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皇帝“一纵一放，而弊及于人者，又何哉？盖以君之命行于左右，左右颁于方镇，方镇布于州牧，州牧达于县宰，县宰下于乡吏，乡吏转于村胥，然后至于1焉。自君至臣，等级若是，所求既众，所费滋多，则君取其一，而已取其百矣。所谓上开一源，下生百端者也”。
 
　　而实际上情况并不正常，往往还非常严重，典章制度，具文而已，“盖君好则臣为，上行则下效。故上苟好奢，则天下贪冒之吏将肆心焉；上苟好利，则天下聚敛之臣将置力焉。雷动风行，日引月长，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费尽出于人，人何以堪！此又为害十倍于前也”。
 
　　这位把皇帝的糗事写成《长恨歌》，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写成《琵琶行》，广流世间，远播海外的伟大诗人，推理严密，铁口独断，“夫如是，则君之躁静，为劳逸之本；君之奢俭，为人富贫之源。故一节其情，而下有以获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则天下之心同其善；一违善道，则天下之人共其忧。盖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静奢俭而已”。较之今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之论，白居易真可谓顶天立地，气壮山河。
 
　　与白居易同一时代的柳宗元观点又有所不同，他从腐败的性质入手分析腐败。杜甫认为是皇帝养活官吏，腐败的官吏违背了皇帝的愿望，白居易认为是皇帝的腐败把他自己的嫡系部队带入腐败的深渊，二者所论都没有离开国家和官员的关系，不过是在强调官员违背了跟国家的契约。柳宗元则独具慧眼，看出官员违背的，其实也是国家违背的，是国家和老百姓订的契约。
 
　　他开导零陵令薛存义说，“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也。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柳宗元不说皇帝的俸禄养活了官员，而径直说是老百姓雇佣官吏为自己办事，这种百姓是真正主人的见解在君权神授，国由战得的时代是不同凡响的，比指着皇帝鼻子批评更离经叛道，虽然这种萌芽状态的粗糙见识还不能跟后来欧洲启蒙运动的契约观念相提并论，但精神实质并无二致。
 
　　柳宗元也不是心血来潮，突发奇想，这正是他深思熟虑的历史观念。在毛泽东钦佩不已的《封建论》中，柳宗元在思及国家起源时就推测起源于契约，人之“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万物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这就是说，国家的雏形是由先民们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彼此争斗协商制定的契约产生的，既不是君权神授，也不是英雄独创。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观念，柳宗元才会别出心裁，看到腐败的性质是官员违背家与百姓订的原始契约，跟雇工偷懒盗窃违背了跟雇主订的契约一个性质。
 
　　虽说这三位一千多年前的先贤从不同角度鞭挞腐败，高人一筹，对解决腐败，则都无能为力。杜甫寄希望于君明臣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白居易则寄希望于“是以圣王之修身化下也，宫室有制，服食有度，声色有节，畋游有时，不徇己情，不穷己欲，不殚人力，不耗人财。夫然，故诚发乎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达乎天下，以此禁吏，则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则贫困之人不得不安矣”。柳宗元于贬谪之中，更是无奈，对于腐败他只能说，“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恐而畏”又能怎样？柳宗元不就是“恐而畏”的“达于理者”么？自身尚且难保，安能于事有补！“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杜甫的夫子自道，其实是前圣后贤的共同写照。
 
　　不是中国文化不精致，不是前辈圣贤不聪明，中国唐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取士制，远早于欧洲就实现了立法、行政、司法、监督、选拔制度化的分权和制衡，反腐效果不理想的症结在于分立制衡的仅仅是臣工的权力，高高在上的皇帝专制的权力不仅实质上没有制度化的分立与制衡，而且是制度化的在不断加强。这个不断加强皇帝专制权力的制度就是取代封建制的郡县制。郡县制强化中央集权专制主义，这就是柳宗元倾心的“理”，“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端言“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果然，百代之后的毛泽东激赏《封建论》，自许秦始皇，厉行秦政制。然而，皇帝独尊，号令天下，“意得欲从”（儒生背后议论秦始皇帝），难免“肆意极欲”（秦二世胡亥自报家门），这就决定了腐败现象也许会遏制于一时，终必泛滥成灾，翻江倒海。柳宗元能够看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统治中国的有效性，却看不出纠正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之弊唯有突破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历史发展方向，对腐败一筹莫展，值得借鉴。
 
　　正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皇权之下的三省六部制分权制衡失败了，执政党权威下的两会（人大、政协）三院（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分权制衡不过是旧曲新唱，也难以成功。看看比比皆是的动辄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上亿万的腐败案件，看看因追着县长要学生补助款就被拘禁的校长，看看因报道文章被县委书记派员进京追捕的记者，看看因拍摄的领导形象领导不满意就被解职的记者，看看醉死后被县委开会决议追认三等功的主任，看看据报道有四套住房、办公室内有大量现金、被部下枪杀在办公室后匆忙追认烈士的书记，权力已经沦为官员的私人工具，纵牙已经成为官员的生活常态，组织已经成为腐败分子的同谋共犯。分权制衡，一句话耳。就这样，经济发展的宏伟成果，让山西黑砖窑的奴工、哈尔滨闹市的奴工之家的阴影反衬出天堂与地狱、幸福与罪恶的刺眼底色。
 
　　不过这并不可怕。正如爱默生谈论的美国革命时代一样，“在这个时代，旧事物和新事物比肩而立，允许相互比较；在这个时代，所有人的力量中同时穿透着恐惧和希望；在这个时期，新纪元的丰富机遇补偿了古老的历史荣耀”。问题在胜利的时候更多，希望在困难的时候最重，要像美国那样获得新生，根除腐败，成就辉煌，中国只能迷途知返，回头是岸，突破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突破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分权制衡，走自由民主宪政法制的新道路。昔贤有云，“沉舟側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得无惧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