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治贪立法

　　在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为求长治久安，无不重视治吏。正如《韩非子》所言：“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历代统治者无法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吏治腐败的土壤，只能取其次，即加强对官吏的监督，防范于未然；或再求其次，即重惩腐败，以儆效尤。古代治贪的这两手在历代立法中都有充分的表现，并逐渐积累起一套经验。

　　在古代，统治者一般都对财政财务管理制定有严密的管理监督法规，使奸贪者不得因缘为奸。会计账籍是经济活动和财政财务收支较全面系统的记录，是财政监督最主要的依据之一。贪官污吏在经济上违法乱纪，必然要在会计账籍上弄虚作假。宋人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如《州县提纲》卷四云：“财赋本源全在簿书，乡典奸弊亦全在簿书。”因此，不少朝代治贪立法都注重从会计账籍入手，规定各级政府的一切经济收支活动，无论巨细，都必须依照法式、真实详细及时地登记入账，妥善保存账籍、收支凭证等，不得私自做两本账，以便随时勾覆稽考。为确保账籍记载的准确无误，《庆元条法事类》规定，对账籍脱误隐漏者，不管是工作疏忽，还是故意欺弊隐漏增减不实，都要予以处罚。为防止账籍毁失、改易等，朝廷严禁将其擅自带回家中或散失他处。

　　而贪官污吏在经济上违法乱纪，总有蛛丝马迹被人察觉。至于那些大案要案，更是上下勾结，朋比为奸。因而历代统治者为了在经济上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多实行犯赃官吏连坐法。古代法律规定，如果某官吏犯赃严重，其上司、同僚、部属、干系人和荐举、保举过此官的人以及负有检举责任的监察官等，均要承担刑事责任，根据不同的情况，受到一定的处罚。统治者旨在通过连坐对奸贪者形成一个严密的监督网，众官为了免遭牵连，必须加强对周围官吏的监督举报。尤其是官僚在经济上违法乱纪很难避开下级财会等经办人，连坐使下级人员迫于惩戒而不敢顺从，并及时揭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风的蔓延。

　　朝廷既要对赃罪重惩，以此来震慑奸贪者，使其触目惊心，不敢以身试法；又要避免滥用重刑，导致法不责众的现象发生。缘此，历朝统治者一般把赃罪分为四种类型，依据其性质和特点分别予以不同程度的重惩。

　　一是对侵吞国家财物即贪污盗窃者的重惩。如虚报冒领、假公济私、私借官物钱粮、隐没克扣、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都属此类。这类犯罪损害的对象是国家，损公利己，因此往往予以重惩。古代除“十恶”罪最重外，其次就是贪污盗窃罪了，经常是轻罪重判。如《汉书·陈咸传》如淳注云：“律，主守而盗直十金，弃市。”《南史·王弘传》载刘宋时“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由此可见，一般的盗窃要额满40匹才处死，而官吏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则只要满5匹就处死。

　　二是对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勒索钱财者重惩。这类赃罪损害的对象是个人，古代法律把重点放在犯罪的主体，即犯赃罪的官吏身上。这类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手段极其隐蔽、狡猾，难以确定罪与非罪的界线，因此，历代法律对此在性质认定上一般都从严，如《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附例》等都规定，即使官吏在事前事中并未受财，而在事后接受当事人钱财也要判赃罪；即使官吏只是答应了当事人许财的请求，尚未接受财物，也属犯赃。由于行贿受贿往往是通过家人或下属进行，因此，法律规定如果官吏自己未受贿，只是家人部下取受求索，若本官知情，则与之同罪；不知情者，减罪处罚；能自首者，免罪。为了防止官吏巧立名目，以各种方式变相受贿，法律又规定，官吏如接受部属的“赂遗饮食”、“沿途供馈”、“贺生日节辰”、“向属下借贷，私役借使人畜”等均属犯赃行为，必须受到惩处；甚至还规定，官员即使在调任或去职后，接受属下的财物、饮食，或向属下借贷，也属犯赃。为了严防官吏受贿，历代法律还禁止官吏以事请求嘱托；违者，有所请求者与主司许者同样论罪，甚至替别人请求的人也要受到处罚。

　　三是对非法经营各种行业（主要是商业）以牟取暴利者重惩，如辗转倒卖、高下其价、犯榷卖禁、逃免征税等都在此例。这类犯罪性质比较复杂，损害的对象包括国家和个人，处罚轻重不一，差别很大。如辗转倒卖、高下其价一般处以罚款、夺俸、降职等处分，而犯榷卖禁轻者夺官，重者直至处以极刑。

　　以上三类赃罪都是归赃入己，因此，古代有时又称其为“私赃”。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不属于私赃的犯罪，如官吏擅支钱粮，擅兴造，违额惩敛，拖欠少交赋税，亏损浪费等，这类犯罪钱物不入己，往往处罚也较轻。中国古代有关财政财务管理的规章制度不少，在财政财务收支上严格规定不得违制滥收、少收、欠收，不得违额支出、擅支、挪用等。如有违犯，一般也要处以罚款、夺俸、降职、夺官或苔、杖、徒等刑。

　　还有许多朝代规定，对犯赃官吏重者取消继续为官的资格，除名不叙；轻者禁锢一二十年不得作官，或不得在重要部门和钱粮出纳部门为官。许多朝代还规定如遇大赫天下，赃罪则不予赦免。

　　然而，即使有如此严酷立法，中国古代官吏在经济上的违法乱纪现象也是比较严重普遍的，历朝贪官被发现并受到惩处者史不绝书。因此，把奸贪者清除出官吏队伍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僚队伍的素质，有利于澄清吏治，但成效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