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反对司法极端主义，即反对司法教条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那么，我们应当倡导什么执法理念呢。我以为，公正的司法应当是中庸主义的，即既严格执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又能根据立法精神，对特殊的案件情况进行公正地处理，做到恰倒好处。
　　　一说起中庸主义，我们就想起儒家思想，想起了过去曾经对此的批判，不少人就会认为这是个贬义词，怎么能作为公正司法的理念呢。其实，中庸主义的观点是东方和西方共有的哲学理论。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竭力倡导过中庸思想，他认为，任何事情只有做到中庸才是正确的。比如，要获得美德就必须走中间的道路，即中庸之道。性格可以分为三部分，两头为极端和缺陷，中间才是美德或优点。所以，怯懦和鲁莽之间的是勇敢，吝啬与奢侈之间的是大方，淡薄和贪婪之间的是志向，自卑与骄傲之间的是谦虚，沉默与吹嘘之间的是诚实，暴戾与滑稽之间的是幽默，争斗与阿谀之间的是友谊，适度是取得最佳效果的方式。并且，中庸之道几乎是一切古希腊哲学流派的共同特点。柏拉图持中庸立场，所以称美德为和谐的行为；苏格拉底持中庸立场，所以将美德与知识等同起来。希腊七贤开创了中庸传统，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刻下了“物极必反”的箴言。（见维尔杜兰特著《哲学的故事》第59——60页）孔子是与亚里士多德同时期的人，他在东方文明古国也创立了中庸之道。《论语》中记载：“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孔子说：“我有知识吗？其实没有知识。有一个乡下人问我，我对他谈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是从问题的两端去问，这样对此问题就可以全部搞清楚了。” 这里孔子讲了一个科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这就是“叩其两端而竭”，只要抓住问题的两个极端，就能求得问题的解决。这种方法，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思想方法。两个极端排除了，得到的便是恰如其分地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了。中庸之道，孔子是竭力倡导的，他评价《诗经》中的《关睢》，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无论哀与乐都不可过分，就有其可贵的价值了。 孔子还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吧！人们缺少这种道德已经为时很久了。” 孔子自己就是“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孔子温和而又严厉，威严而不凶猛，庄重而又安祥。对中庸之道，他概括为“过犹不及”，中就是合理的。宋儒对于中庸的解释是，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程颐）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常谓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中庸又被理解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应该说，这样的观点是具有辩证法精神的。
　　　 应用这样的观点，来指导我们的司法实践是很有作用的。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而言，案件事实如果具有典型性，寻找相应的法律规定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比如一个精神正常的成年人利用了秘密手段，窃取了他人家中的现金，数额较大，构成盗窃罪，谁也不会提出异议。但有时我们会遇到非典型意义的案件，就是所涉及的事实并不直接与《刑法》的有关规定相符合，要寻找两者之间的相同关系，必须对法律条文进行必要的扩大解释，或者必须深入理解立法意图，方能得到正确地处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然要反对司法教条主义，仅仅将认识停留在法律字面的规定上，“不敢越雷池半步”，一概排除了对于此类非典型案件的法律调整的可能。同样，我们也要反对司法能动主义，不顾法律规定和立法机关的意图，凭着自己的正义意识，任意理解法律规定，或者将自己的观点牵强附会地看作是立法机关的本意，人为地处理此类案件。正确的方法，就是走中间的道路，坚持司法中庸主义，通过对于法律字面的详细研究，深入分析立法机关作出这个法律规定的背景，深刻把握法律规范所应具有的内涵。如果立法意图包含了这个特殊案件事实情况的，就应当适用这个规范对本案进行调整。如果不能包含的，就不能用这个法律规范来处罚行为人。这是唯一的处理非典型意义案件的科学方法，否则，就是极端的司法教条主义或者司法能动主义。司法实践中有这样的案例，一位邮政工作人员对与自己负责开启的邮箱，长期不去取信，后来信箱被精神病患者砸破，近一年积累起来的信件丢失。这个行为，显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如果按照司法教条主义的观点，就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了。因为，《刑法》规定的客观行为是“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都具有作为的性质，而上述行为则具有不作为的属性。然而，我们只要分析一下立法意图就不难理解，上述不作为其实也是具有毁弃意义的，应当适用《刑法》这一条文，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司法能动主义表现的案例，莫过于《刑法》修订以后有关修正出台以前，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导致国家财产重大损失的案件的处理了。由于立法上的严重疏漏，将本该作为犯罪处理的此类行为作为非犯罪化处理，没有在新《刑法》中加以规定。因此，自1997年10月1日到1999年12月25日第一个《刑法修正案》公布实施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导致国家财产重大损失的案件，就绝对不能用司法能动主义的精神，对《刑法》作扩大理解，进行侦查和审判。因为，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最基本的要求。
　　　总之，司法中庸主义对于处理非典型刑事案件，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的。树立这样的执法理念，我们就能克服司法极端主义，即司法教条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严格遵循法治社会所要求的罪刑法定原则，正确处理案件，达到维护社会公正和法治权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