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以下简称SIOP)，是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制定的针对中苏国家的全面核战争计划，其将美国陆海空军、各联合和特种司令部的核力量置于统一计划部署之下，目的是一旦危机发生，计划会自动或在最短有效时间内　得到执行。SIOP堪称美国国家最高机密，其核心文件单独享有一个信息级———“极端敏感信息”(ESI)。根据美国政府规定，标有“SIOP—ESI”的文件不得写入历史；①能够接触ESI文件的只有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副国防部长，以及负责指挥、控制和通讯的助理国防部长，②因此，毋论细节，单是这样一个“战争屠杀”计划的存在事实都难以为世人知晓。所幸冷战结束后，部分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制定的SIOP文件得以陆续解密。在这些文件中，涉及SIOP核心机密的国家战略目标清单(NSTL)被大面积切离，因而难以了解美国核力量打击的准确目标，然而，SIOP瞄准定位的敌对国家的目标总数、每一个爆心地面投影点(DGZ)的投送确保标准、整个核战争计划的伤害标准和计划中美军使用的弹头总数量和当量已部分显示在解密文件中，从而为今天探究美国政府制定核战争计划的真实意图、实施准则及其灾难效应提供了可能。　

　　　无论是冷战期间还是后冷战时代，中国都是美国战略核打击的目标国家之一。囿于资料，本文只对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核打击计划进行初步考察。　

　一　SIOP—62与对中国的“大规模报复”打击计划　

　　　艾森豪威尔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制定第一个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62，③在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总体框架下，艾森豪威尔政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美国的潜在敌人究竟是谁。最初指导美国核打击政策的指南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410/1号文件，它规定了“美国在同苏联集团的总体战中的目标”。①然而在朝鲜战场和1954年越南奠边府战役中，中国在战场上显示出的实力和中苏共进退的战略给美国留下深刻印象。艾森豪威尔曾明确指出：“对中国的核打击将意味着苏联的报复，因此如果美国一定要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必须同时打击苏联和中国。”②因此，1959年讨论SIOP指南的过程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用NSC5904号文件取代了NSC5410/1号文件。新的战争指导原则明确指出美国战略核打击的目标国家应当是“中苏集团”。③　

　　　明确“中苏集团”为潜在敌人后，在SIOP—62是否应当有一个保留打击和差别对待政策的问题上，政府内部有着更多分歧。在NSC5904讨论过程中，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主张SIOP应当是一个政策的自动执行程序，即当美国与“中苏集团”中的任一国家发生战争时，不管集团内其他国家是否卷入敌对行动，SIOP都会立即全面地自动执行。④这种观点是基于一种假定，即“任何与苏联的战争都将是一场总体战。而且必须假定共产党中国在任何总体战中都会作为苏联的一个积极的盟友”。⑤艾森豪威尔在极力主张以中苏为打击目标时也说，“美国不能允许当美苏之间进行一场大规模核战争时，40年后会成为又一个苏联的中共却置身事外”。⑥　

　　　如何贯彻“大规模报复”的威慑战略?这涉及美国核战略的一个核心概念———“摧毁社会财富”(countervalue)。⑦SIOP—62之前，美国没有为威慑战略设定统一的国家标准，各军种自行其是。在制定SIOP指南过程中，实施战略打击的方向成为讨论的重点。海军主张核打击重点应是敌人的核投射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因为“基于摧毁城市目标体系的报复性力量结构不会提供足够的军事立场”。⑧而战略空军司令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NathanTwining)则更倾向于打击城市和工业中心。1958年11月，艾森豪威尔以NSC第2009号行动指令指示国防部长就“核战略打击计划”进行研究，其研究报告(“2009研究”)最终提出一个“综合目标体系”概念，⑨规定国家战略目标清单应当由中苏集团的战略导弹场地、政府和军事控制中心以及城市工业中心这一混合目标体系组成。○10这事实上就是“摧毁社会财富”战略，美国以中苏平民为重要核打击目标的战略由此固定下来。　

　　　1960年12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总统相继批准SIOP—62。SIOP—62中显示的是这样一组数据：它从约4000个目标的国家战略目标数据库①中选取了2600个中苏集团的单个打击目标，并将其转化为大约1060个DGZ目标。其中599个DGZ目标覆盖了中苏武器发射基地和政府与军事控制中心；151个DGZ目标覆盖城市工业基地；227个防御性目标，65个其他目标。②SIOP—62规定对于200个重要DGZ要求达到97%的确保概率。③为达到上述目标，美国将动用现役部队的近3240枚核武器。④这样一组数字其实预示着一场核灾难，其结果就是SIOP—62一旦被执行，仅中苏两国的伤亡人数就会达到2·85亿。⑤　

　　　由上可知，在“大规模报复”战略指导下，SIOP—62制定了远超出达成军事目的所需的伤害标准和确保标准，从而使战争所需武器数量和当量大幅增长，并且一旦战争发动必然会对中苏国家平民造成“过度杀伤”(overkill)的恶果。这无异于一场“大屠杀”计划。此时艾森豪威尔任期将满，虽然他看到SIOP报告后的第一反应是“它简直令我魂不附体”，⑥但最终还是批准了该计划。　

　1.SIOP以中国为打击目标的原则　

　　　在后冷战时代的接续从1991年到1996年，美国军方出台了几份非常有影响的研究报告，②就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核态势进行评估，实则是为制定新的对华统一作战行动计划做准备。1994年由美国战略司令部提交的“太阳城后续”报告，其解密部分显示中美有可能在诸如朝鲜这样的地区冲突和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中发生核对抗，③由此暗示需要制定对中国的核打击计划。1998年克林顿签署了第60号总统决定指令(PDD—60)，要求“美国军方为一个更为广泛的中国目标清单制定计划，以包括中国正在增长的军工复合体和增强了的常规力量”。④在PDD—60指导下制定的SIOP—99将中国目标重新移回美国统一作战行动计划中。新计划的目标分配中，美国确定的所有敌对国家目标共2500个，其中约2000个在俄国，300—400个在中国，其余100—200个在所谓“无赖”国家。⑤1999年10月生效的SIOP—00“继续扩大了对中国的打击定位”，⑥尽管目标增长的数据不详，然而这种扩大显然是PDD—60继续发挥效用的结果，也与后冷战时代美国调整对中国核战略的总体趋势相吻合，即“一个正在兴起且装备良好的中国引发的战略问题或许比苏联曾引发的问题给我们更多的考验”。⑦　

　　　2.SIOP机制的内在缺陷使中国面临严峻的核战争风险　

　无可否认，自冷战时期到现在，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SIOP的可控制和灵活性选择，却没有一届政府放弃先发制人和大规模报复的选项。前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2005年发表在《国际关系》上的文章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SIOP始终是军方的产物，美国历任总统和国防部长在制定核武器应用计划时都无法撼动军方的权威。⑧从军方设计SIOP的初衷来看，战争预案就是要“为核作战事先计划，以达到最大可能程度的自动执行和对攻击后通讯的最小依赖”。⑨也就是说，一旦一个计划选项被确定，一般要完成其所有的打击目标后作战才能终止。更为严酷的现实是，唯一有权发出战争指令的总统接到警报后的决定时间不到10分钟，对于警报性质的解释则要完全依赖军方，而从军方的倾向来看，他们往往会推动总统做出重大攻击的选项。美国民间核问题专家普遍认为，在核技术发展的今天，“1500枚核弹头足够满足威慑需求”，而“如果有一位总统有足够勇气决定1500枚弹头是充足的，那么这个(核打击)清单就会减少”。○11不幸的是，至今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有勇气推翻军方的立场。正如麦克纳马拉所说，美国“从未放弃第一次打击选择；从未修改计划和程序使美国减少推动按钮的可能；战略核武器也从未从‘一触即发’的警戒中移走”。正是诸如此类SIOP机制的内在缺陷使中国至今仍面临严峻的核战争风险。　

　　　3.SIOP与美国现实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政策的背离　

　　　SIOP机制的一个严重缺陷是，它始终以平民为打击目标，始终未将核武器的所有效应计入伤害标准，因此，无论实施何种选项都必会引发“过度杀伤”。　

　　　从SIOP—62到SIOP—99，美国以城市工业为重要打击目标的政策从未改变。美国军方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将进攻限于军事目标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措施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原子武器是相对无差别的，特别是就辐射而言”。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SIOP使用的高当量核弹头、高密度DGZ和高确保标准意味着哪怕只针对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也会制造高度平民伤亡。②然而，出于国家安全目的使用核武器是一回事，明知后果却不进行人道主义防范却是另一回事。美国军方在制定SIOP伤害标准时，以无法计算为由，一直拒绝将核武器的累积效应引入伤亡评估，遂使计划一旦付诸实施，其伤亡水平必将超出战略预期。更不用说核战争会殃及池鱼，“辐射微尘将严重威胁邻近中苏地区的国家和人口”。③总之，SIOP的现实存在已经背离美国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扩散的政策原则，增加了核战争发生的概率和深度，并有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反措施，导致WMD扩散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