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为什么有农民会怀念集体化时代？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集体化，实际上是在中国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将农村束缚在工业化战车上，靠牺牲农民为工业化提供资源的一种制度变革。将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为了落实统购统销的国家策略，在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在不到两年的集体化的运动式改造过程中，80％以上的农户，是直接从个体农民转为高级社社员，意味着这些农户的全部生产资料和一部分生活资料，在一夜之间无代价地“充公”，转化为集体财产，而集体化的初期，由于严重缺乏经验，集体生产和管理普遍的混乱状态，“归大堆”之后的农民财产损失巨大。如此“过急过快”的转化，即使这场运动的初衷是良好的，也会造成灾难。况且，其初衷并不那么良好。在195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段里，农村的集体化一直在高调进行，在规模和公有制的程度上，直线拔高，因此，中国的农业集体化，给农民和农村经济带来的损害，其实并不亚于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可以说，土地改革基本上摧垮了农村社会原有的以宗族为首的社会组织，而随后的统购统销以及集体化运动，又摧毁了农村的市场网络以及相应的经济组织，集体化之后，中国农村原有的组织基本上不复存在，农民被统合进政社合一的国家组织中，成为“国家农民”。

　　 为了维持这种供给贫乏的集体生产和生活，不断的政治干预和阶级斗争氛围，是必不可少的，所有在集体化时代，农村的生活，势必保持一种政治性的紧张状态。不过，严酷的阶级斗争氛围固然紧张，生活也很艰辛，但农村的干部群众，在生活待遇上，却基本上处于一个平面上，即使有污点的干部，也仅限于“多吃多占”的层面上，加上人群中又有成分不好的“贱民”垫底，一般农民的心态，还比较正常。同时，由于城乡整体结构上的高度统制化，“群众专政”的威力，也使得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所以，这一时期的乡村秩序，还是相当稳定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代以后，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趋于稳定，生产上小单元结构（队为基础）制度化，而且国家在人民公社的整顿方面，渐次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从某种程度上，政社合一的农村体制，逐渐衍生出了部分的社会功能，部分地取代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组织的功能。国家在农村建立了虽然是低层次，但却相当普及的农村教育和医疗体系。由于不断地有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失意的城市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还有文革中后期大规模知识青年的下乡，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的文化状况，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和卫生领域，部分知识水平比较高的外来人填充到了这些岗位，使得一部分农村的卫生和教育体系的有效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至少在一部分的农村，农民生了病，可以得到初步的治疗，哪怕仅仅是针灸、拔火罐、偏方、吃草药，但毕竟有人管。农村的教育也类似，教育的普及，使得农村的小学中学全面开花，师资设施都跟不上，加上文革期间制度上的原因，教学秩序也没有恢复正常，所以，教育水平普遍不高，但不排除部分地区由于下放知识分子以及部分老三届知识青年的参与，农村中小学反而拥有比同一时期城市学校更好的教育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村集体化之后的农村社会，在经历了有国家无社会的状态之后，公社体制，部分地开始有了一点社会组织的色彩，这个变化，主要出现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农村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发现，完全无条件贯彻上级命令，如果出现不良的后果，往往得由自己来承担，他们开始变得不那么听话了，公社体制出现了微妙的地方性变化，在有些拥有强人的生产大队，这种变化就更明显，对上级的暗中抵制和地方或者基层社区的保护倾向，在很多地方都冒头，每每令中央政府感到挠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政府大力推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实际上是具有消灭地方主义的意图的一种尝试。

　　 文革结束后推行的农村改革，真正的意义在于解开束缚，本质并不存在多少制度创新的意义。但由于束缚得太紧，而且时间太久，所以，一放开，在大部分农村，都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基本解决了困扰国家多年的农民的温饱问题，也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从文革中的停滞中的复苏。在农村改革最初年月，是农村凯歌行进的时段，由于城市改革暂时还没有展开，一时间农村的变化很是吸引城里人的注目，媒体上连篇累牍地都是农民富裕生活动报道，农村“万元户”，成了那个时期最耀眼的“明星”，令人艳羡。不过，与此同时，随着政策的落实，大批的知青和各种下放乃至发配到农村的人纷纷返城，由于这些人承担了相当比例的农村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职业，一时间农村的文教、卫生等岗位出现了空位的恐慌，从而导致农村教育、医疗、农技推广等行业的退化，这种退化从那时开始一直没有停过，直至发展到今天农民缺医少药，教育萎缩，农业技术推广停滞的状况。可悲的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前一个充满阳光的场景，往往遮避了后一个不那么阳光的景象。使人们忽略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尽管人们感觉农村富了，但这个富裕的农村，不仅没有挡住知青和下放人员返城的脚步，也没有吸引城里人来到农村寻求好日子。实际上预示着在新的一轮现代化浪潮中，农村被抛弃的命运。

　　 果然，农村改革的好日子，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去除束缚带来的活力，不可能持续很久。在市场面前，那些先富起来的农民，除了少数弄潮儿，能抓住转型时期的机遇，把自己的事业做大以外，多数人由于既缺乏信息，又没有协会的保护，往往在市场面前损兵折将，甚至重归贫困。而一般的农民，在吃饱饭之后，更是没有多少发展的余地，更何况还有不少地区，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此后，农村改革，在土地承包的大框架内，很少有进一步的作为，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自发的改革，在某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下，往往趋向于把原来的集体财产分光。而撤社改乡的行政改革，使得农村基层政权，在理论上退出了经营领域，改变了职能的乡镇政府，对于“纯粹”的政府该做什么，基本上没有思想准备，因此逐渐演变成只管征粮收税的机器。跟传统时代一样，凡是基层负责税收的政府，在收税的同时，必然要加增税收附加，以满足地方所需，以及官员本身的需求。而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特别有冲动推动工业化，自然而然要加强对本地农村的索取（因为缺乏其它的资源），这样一来，农村正税之外的“费”，逐渐加增，变成了农民的沉重负担，也导致了农村基层政府和农民关系的紧张。而此时的农村基层干部们，跟原来集体化时期不同，他们处在一个丧失了全能主义制度框架的环境，既缺乏原有的意识形态的武器，也没有必要的工具（比如民兵和妇、青组织）丧失了动员的能力，也丧失了道德的感召力，为完成征收以及上级政府下派的各种任务，只能乞灵于强制手段，甚至求助于黑社会组织，如此，只能使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向负面发展。农民和基层政府的这种紧张状况，直到实行农业税减免之后，才有所缓解。

　　 更为严重的是，基层政府（包括村委会）在退出生产经营领域之后，随着集体财产的流失，农村的公共事业逐渐处于无人管理的放任状态，水利失修，道路泥泞，公共卫生退化，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农村原有的调解机制丧失，人与人之间纠纷增加，旧的小单位的控制调解机制失灵，新的法治化机制尚未建立，农村的世界，出现了如贺雪峰所谓的“原子化”状态。农民需要新的整合机制，需要新的合作组织，但却苦于缺乏相应的资源。在文化上，此时的农村处于旧传统复辟，资源缺乏，新传统消退，惯性犹存的状态。严格地来讲，此时的农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文化，来统领他们的精神世界，想合作没有谈判的工具，抗争缺乏适当的话语，亲缘和地缘，不得不依赖，但又不完全能靠得住。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的宗族和宗教的复兴，实际上是农民的一种自救性的应急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