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胡青将到省高院参加本案听证
□核心提示
现实每天都在上演着离奇的生活剧，主角或者是我，或者是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普遍观念和自我意识每天都在发生撞击、每天都在产生矛盾。
2004年，长沙居民、73岁的胡宗良去世了，留下一坛骨灰、8封情书、60万资产，从而引发了一场拔河般旷日持久的诉讼。这次拔河，在不同的法庭展开，绳子的这头，是胡宗良的女儿胡青，绳子的另一头，是伴他八年的保姆张兰香(化名，下同)。而胜者的奖励，可能就是这笔遗产。
“我一定会赢。”3月4日下午，长沙芙蓉区一租住楼，53岁的胡青说，5日下午，有关她父亲遗产赠与争议案件将在湖南省高院再次进行听证。这是4年来，她第5次就此事经历诉讼程序。
【关乎财产】
60万最终归谁？证明谁在父亲心中更有分量
如果不是法律文书提醒我，记者绝对不会想到，眼前这个中年女人已经到了53岁。“每次登机别人都质疑我身份证上的年龄，这是我保持优裕心境的结果，我其实一直不属于要争什么的人，”4日下午，胡青用平和的语气对记者说，“60万的资产对我并不重要，但它是一个代号，能够证明谁在父亲心中更有分量。”
2004年11月23日，她的父亲，省粮食局退休干部胡宗良去世。
在深圳工作的胡青接到噩耗，立即飞回长沙奔丧。当她赶到长沙市苏家巷18号5栋父亲的住宅时，父亲的遗体已被保姆张兰香火化。“你凭什么火化我的父亲？骨灰在哪里？”胡青质问。
“我用不着告诉你。”张兰香用一份遗嘱答复她。这是胡宗良经过公证的遗嘱，在这份遗嘱中，胡宗良不仅将存款、丧葬费、抚恤金和109平方米的房产等共计60万元(时价)的全部遗产给了保姆，并且将骨灰也交给张兰香处理。
“这很荒唐，很荒唐，不是父亲的遗愿。”胡青向记者回忆当时的感受。她说，省粮食局领导曾告诉她：住院期间，胡宗良给单位领导留下遗嘱，表示将骨灰交给亲属。然而，两个半月之后，胡宗良再次写出遗嘱，内容却与以前给单位领导的遗言大相径庭。
胡宗良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方小群，现定居澳门，胡青是他的小女儿。对于这两个女儿，遗嘱里片字不提，“爸爸的遗嘱刺痛了我的心。”
胡青说，自小到大，她就是父亲的掌上明珠。而她与父亲的感情也非常之深。因为工作和性格关系，胡青没法与父亲居住在一起，但是她一直将他“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父亲患病住院，胡青请假三个月在病房伺候。而且，每隔两三个星期，都会从深圳飞回长沙探视老爸，飞机票攒了一大把。
“青儿，昨晚做梦又梦到你了，我很想你……”胡青拿出几张纸条给记者看，这是胡宗良病重期间不能说话时写下的字条，“青儿，我恐怕坚持不下去了，现在想早点结束，否则把你累垮了，我心里更难受。”
“没有理由给我留下这样的遗嘱。”胡青说，支持她想法的，还有胡宗良的姐姐和弟弟。
之后是漫长的诉讼，一拖就是三年时间，按照法律规定，在官司尘埃落定之前，过程中，老人的身家到底归谁，仍成疑问。
【关乎法律】
能否推翻“遗嘱公证”？它已成为一种遗产争端的模式
父亲的笔迹胡青很清楚，遗嘱不像是假的。胡青的想法是，要证明这份假遗嘱没有法律效力，有两个突破口。一是公证程序有误，二是父亲临终前受到胁迫。
2005年，胡青对张兰香提出民事诉讼，8月撤诉，因为她觉得张兰香之所以底气十足，是因为有《公证遗嘱》撑腰。她于是对长沙市公证处进行《公证遗嘱》过程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胡青翻阅了司法部《遗嘱公证细则》，其中规定：遗嘱人为老年体弱、危重伤病人，公证人员在与遗嘱人谈话时应当录音或录像。但长沙市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却没有这么操作，所以不能够体现胡宗良的真实意愿。
另外细则规定，公证员询问遗嘱人时，除见证人、翻译人员外，其他人员不得在场。而当时张兰香却出现在公证现场，她既是翻译人员，又是见证人，还是被赠与人员，胡青认为遗嘱公证过程如同儿戏，非常荒谬、滑稽。
“即便父亲的遗愿是真的，父亲留下的身家，也有母亲去世后留下的部分，这一部分肯定要重新分割。”胡青说，而当时的公证，没有考虑到这个成分。
一审法院支持了胡青的陈述理由，确认此份公证遗嘱无效。之后司法局又提出了上诉。2006年底二审法院判决胡青败诉。认为公证过程虽有瑕疵但不影响其法律效力。
胡青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在长沙租了套房间，请了律师专门打这场官司，二审之后，她再次向省高院上诉。之后收到了传票，于3月5日下午对此案进行行证诉讼听证。
这一天，离胡宗良去世已有3年半时间。
“从现实意义上讲，我们特别关注这个案件，是因为它作为一种遗产争端的模式，将在以后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法律界人士刘明说，“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更多的老人不是由他们的女儿，而是由保姆来陪伴走完最后一程，在此过程中，大量类似的案例将会上演，保姆与子女‘争’财产，并不奇怪。”
□记者手记
寻找天堂里的答案
所有的疑问、所有的矛盾都归结到一点：胡宗良为什么要将遗产给保姆？
想法各不相同，从事件当中，有人读出了纷争，有人读出了桃色，还有人嗅出了铜钱的味道。
我在好奇，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如果我是胡宗良，要用一个适当的理由，将财产名正言顺地送给我的保姆。那个理由到底是什么？
或许，我对她有最深的感激，是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伴我走过了最后的岁月。
或许，我对她有最深的依恋，这是一种忘年的恋情，导演着我黄昏的浪漫。
这些人际关系，与血缘关系一样同样让我难忘，同样让我挥之不去。
即使这些都不存在，也会有一种冲动，让我丧失理智，失去了判断的能力……
当然，这些只是假设。最后的结果怎样，官司一直在打，总会有个答案。
回过头来看生活，还是那句话，现实每天都在上演着离奇的生活剧，牵一发动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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