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一切仍需从事实出发

    沸沸扬扬的贵州瓮安6·28事件有了官方结论: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称，瓮安“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贵州日报》7月1日）
    “结论”比事实来得早:瓮安6·28事件的性质似已鉴定完毕，但引发这一恶性突发事件的导火索的面貌却依然云山雾罩。那名女学生的真正死因在打砸烧的背景下变得无足轻重，当地官员仅以一句“起因简单”轻轻带过，涉事众多、群情激愤、“挑衅政府”的6·28事件仿佛平地起风雷。
    如果我们都承认，没有对那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的不满，就不会有6·28事件暴戾登场，那么，当地政府在为这一事件盖棺定论之前，首先就必须重新探察女学生的死因，并以事实说服悠悠众口。唯有先行如此，接下来才有足够的公信力和舆论土壤为6·28事件作令人服膺的结论。然而事实上，如人所见，女学生死因陷入谜团，官方结论突兀而出，6·28事件被割裂视之，斩钉截铁的官方立场仍然不能平复世道人心。
    这是一个以文明和法治自许的时代，政府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有证据支撑。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一切结论都不值得信任。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当地政府有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说明“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是谁？是什么不轨之心？所谓“黑恶势力”又是谁？是怎样“直接插手参与的”？贵州不是拉萨，此次“挑衅政府”的一干人等也不是藏独分子，当地政府有责任说明，也有必要反思，瓮安打砸烧事件的蝴蝶效应是怎样起于青萍并雷霆出击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无缘无故的。我们当然不排除有个别居心叵测的人从中作梗，但我们更愿意相信瓮安人民绝非动辄就拿起扁担上街的好斗蟋蟀。正如石宗源所强调的，6·28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但一则这些问题得不到应有重视，一则没有得到及时有效解决，致使当地社会端座火山口上，稍有一点点火星，便是熊熊大火。
    不必讳言，6·28事件不是治安问题，而是涉及政府本分、府民关系的一个时代镜像。由此映照出当地官员在思想意识、行事作风、执政理念上的诸多贫困。稳定、平安、正义、人本等等这些价值是政府向社会的许愿，既要靠政府输出，也靠其不遗余力地维护，如若只是纸上谈兵，则不仅一切美好价值皆是泡影，更有可能滋养被轻易“煽动利用”的人民和唯恐天下不乱的“黑恶势力”。于国家于社会，都是一场灾难。
    有一种力量，如果不能给它正常释放的通道，则它就必然趟出一条带血的路来。6·28事件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是最后一次。乐观地说，这种带有休克疗法的突发事件也给了我们一次机会，正视政府治理中的种种缺失，善自修补府民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自省意识，则6·28事件就没有意义。它仅仅是“黑恶势力”的机会，却不是我们的盼望。